二战后，日本经历30年经济奇迹，1985年广场协议后，日元升值，日本央行货币政策宽松、银行过度放贷，财团哄抬股价，股市和楼市资产泡沫严重。

随后日本央行加息过猛，泡沫破裂，自此陷入长达30年经济停滞。

1991年日本经济泡沫破裂，资产泡沫破裂问题摆在央行和政府面前。美国在2001年互联网泡沫时，美联储迅速降息，经济很快恢复。而日本央行较为迟缓，两年多将利率从6%降至1.75%，效果不佳，失业率上升，经济停滞。且美国降息致美元贬值、日元升值，日本出口受影响。1995年，日本央行将利率降至0.5%，政府大规模搞赤字财政刺激经济，内需和经济有所复苏，但这只是表象。

日本经济深层存在信用泡沫，1991年楼股双崩后银行积累大量坏账。

1997年多家银行破产，金融体系崩塌，银行信贷收紧，货币量收缩，物价下跌，企业裁员破产，总需求萎缩，日本陷入通货紧缩。1998年起，日本连续四年负通胀，失业率飙升。此时利率已降至0.5%，政府靠发债刺激经济，2000年国债占GDP的130%。

1999年4月日本实施0利率，一年后因经济未好转又调回0.5%，但市场仍不行，很快又按到0。为刺激经济，2001年3月日本央行启动量化宽松（QE），资产负债表四年翻2.5倍。

QE虽使通胀略有好转，信贷市场止住暴跌趋势，但回升缓慢。

日本宏观调控分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，前者由央行管理，控制通胀；后者由财政部负责，通过税收和支出收紧或刺激经济。

2000年初，全球经济繁荣，日本在刺激政策下经济稍有恢复，2006年停止QE，2007年加息。但2008年次贷危机、日元升值，2011年福岛核电站事故，以及中日韩出口竞争，日本经济再次衰退，通胀、失业率、GDP等指标恶化。日本政府再次祭出刺激政策，扩大财政刺激，国债占GDP突破200%，央行降息并重启QE，但效果仍不理想。

2012年安倍晋三再次出任首相，2013年黑田东彦接任央行行长，两人实施“安倍经济学”。其核心是“三支箭”：

“安倍经济学”

结构重组：政策大杂烩，包括增加女性工作比例、儿童保障等，但因政治压力大多名存实亡。

财政刺激政策：大规模减免公司税、增加开支，同时提高消费税，这导致消费者开销下降，总需求减少，政策效果不明显。

激进的货币政策：黑田东彦推出负利率和有质量的量化宽松（QQE）。

2016年日本实施-0.1%利率，限制银行系统，促使银行放贷。QQE旨在将十年期国债利率压到0.25%以下，刺激长期借贷，提高通胀预期至2%。央行大量印钱，购买国债、公司债、垃圾债、股票等，成为日本股市最大单一股东。

在负利率和QQE等政策的助力下，日本股市与债市一度呈现上涨态势，但在经济增长和通胀方面所取得的效果却较为有限。

安倍经济学作为日本经济改革的重要尝试，虽有一定成效，但难言成功。

其中，人口老龄化是日本经济面临的一大难题。

二战后的婴儿潮人群逐渐步入退休阶段，使得老年人口比例不断增加，而工作人口却日益减少。老年人消费需求相对不旺盛，更多地将资金储蓄起来，而年轻人和政府则需承担沉重的老人赡养和福利负担，这无疑抑制了社会总需求。

并且，企业和个人在获得资金后，往往更倾向于投入资本市场，而非用于消费或实体经济，导致经济增长缺乏内在动力。

价格预期锚定也是阻碍日本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。民众普遍形成了价格固定的观念，当商家面临成本上升时，优先选择削减成本、降低工资，而非提高商品价格。

即便央行释放涨价信号，也难以有效修正民众的价格预期。此外，日本独特的就业环境使得员工跳槽现象较少，老板缺乏提高工资的动力，工资长期停滞不前，消费也就难以得到有效提振，通胀循环自然难以形成。

2020年疫情爆发后，日本出台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刺激政策，财政部拿出约1万亿美元，央行也持续印钞，这使得日本经济迅速回升，失业率下降，出口也有所回暖。

2022年俄乌冲突引发油价暴涨，日本出现了久违的输入性通货膨胀。

然而，日本经济虽有好转迹象，但高负债、日元暴跌、国债异动等问题依然突出，其经济回弹能否持续，输入性通胀究竟是利是弊，都充满了不确定性，日本经济仍在困境中艰难探索前行。